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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借助于天的权威,礼或者法律才具有压倒君王的权威,人民才有免于君王的意志之暴虐统治的可能性。这一点是汉武帝比秦始皇伟大的地方。
《春秋》就是天人之际的先例汇编。当然,董仲舒的努力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因而,不能说古代中国就已经是宪政国家。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董仲舒 孔子观 。这构成了儒家的基本价值立场:反对权力的专制,追求人的自由和尊严。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但在政治神学中,万民高于君王。董仲舒按照天道秩序论证了,必须废除警察国家式的刑治。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故不臣也。
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而《礼运》篇中,孔子慨叹自己没有赶上大道之行(大同)与三代之英(小康),那么可以推知,孔子自己是生活在大同与小康之后的第三阶段,这样勉强也可以说是三世。(18)公羊家们特别重视王者无外的理念,认为王者的最终目标是一统天下,并不是要刻意区分内外,而是基于地理上的远近,先近而后远。三代之治,经常被视为儒家之理想社会,但是,在《礼运》的历史观中,因为风气渐薄而必须制礼仪以治之,而将理想社会上推之尧舜之时,称其为大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高全喜、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擎等人也作了评论。而在《礼运》中,强调礼义道德的社会是一个大道已然隐退的时代,只是小康之治而已。
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董仲舒等公羊家强调大一统是天意所在,让文明从中心区域作为周边地区的示范: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推而论之,夷夏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分界,而是处于不断的升降过程中。杨联陞:《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载《国史探微》,3页,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3年。
而在帝国分崩离析,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候,人们又会倾向于从攘夷的角度来解释夷夏关系。曷为尊屈完?以当桓公也。自此之后,中国盟会无已,兵革数起,夷狄比周为党,故夷狄之。但是,需要我们反思的是,这些线索是否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整体,或者说,这种在大变局的情势下提出的儒家认知是否能够完整地体现出儒家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认识,这是需要做一定的分疏的。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
④康有为认为,《春秋》中孔子的思想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义,一类是微言。(《春秋繁露·楚庄王》)董仲舒的三世说是按孔子的经历为坐标来划分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以孔子所亲身经历的时期为所见世,而离他比较近的历史为所闻世,更远的阶段为所传闻世。
比如,成三年冬,春秋书曰,郑伐许,公羊无传。董仲舒很好地阐发了这样的立场:《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9)按此解释,之所以与夷狄之间要强调内外之别,是因为王道之运行有一个由中心向周边扩展的过程。(14)庄公二十三年,春秋书曰:荆人来聘。为孔子学,当分二类乃可得之,此为《春秋》第一大义。
如果内治未洽,便难以正外。(13)郑伐许,奚恶于郑,而夷狄之也?曰:卫侯速卒,郑师侵之,是伐丧也。
当然,从现代的眼光看,因为公羊三世说将理想的政治寄托在中国,因此,在公羊诠释史上,经常会将作为礼义之代名的中国具体化为疆域上的中国和种族上的华夏,催发出实际上的华夏中心主义。(《春秋公羊传·庄公十年》)在《白虎通义》中,这样的夷夏关系甚至被绝对化了。
因此,如果我们揆之春秋三世说,就能发现,所闻世对夷夏问题的立场是内诸夏而外夷狄,因而必然会褒扬维护中国,贬斥四夷对中国的侵略。在处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时,儒家依据的是国内秩序的扩展逻辑,夷夏之防的论述以及作为国内等级秩序的扩展的朝贡制度,也是与众生平等的普遍主义观念格格不入的。
一旦时代由据乱、升平向太平世发展,那么就会进入到王者无外而夷狄进于爵的阶段。……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狄夷。比如:戊辰,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这个发表文本思考了这些问题,做了一些补充性的论述,在此特致感谢。
他以舜和文王,这两位生于夷的人成为中国之圣王(11)的事例说明,是否实行王道并非基于他的种族归属,而是基于他对于王道的信心。……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在这个语境中,现代被描述为普遍的和进步的等等,而传统则被描述成特殊的或落后的。思想的讨论不但要关注到思想本身的逻辑,也需要关注到思想转变为现实的策略的时候,所产生的变化以及不同的时代对于思想的不同侧面的强调。
因此人们也会自然而然地以特殊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儒家对于种族和国家间秩序的设置。(《白虎通义·王者不臣》)然而,在公羊学的系统中,夷狄与诸夏、中国的差别并非是绝对的,严夷夏之别只是据乱世的一个阶段性的策略。
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言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其言获陈夏啮何?吴少进也。
同时,这样的特殊主义化的动力还来自于以保守儒家传统为目标的现代新儒家的叙述策略。董仲舒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何休对于这个由近及远的过程描述得更为具体。比如宋代的胡安国、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均在文化和政治的危机面前,强化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之间的差异。
(18)《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而所闻世,由乱转治,则注重诸夏,而最终德化天下,远近若一。